本文整理自 2020 年 4 月 2 日 POP Radio《POP搶先爆》節目，主持人邱明玉專訪沈伯洋（Puma，時任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）的內容。文字以沈伯洋的觀點為主並重新組織；標為「編按」的段落是整理者補充，不是受訪者原話。沈伯洋在節目中也說明，他的發言不代表台權會立場。
這場訪談的時間點很特別。那天是 2020 年清明連假第一天，新冠疫情正在全球擴散，前一晚，2016 年除夕在桃園縱火燒死六名親人的翁仁賢剛被執行槍決。節目從死刑談起，最後落在資訊戰。兩個題目看起來不相干，但沈伯洋談的其實是同一件事：憤怒是真的，問題是我們怎麼使用它。
犯案的那一刻，兇手不會想到死刑
邱明玉問了很多人心裡的問題：像翁仁賢這樣的人，還有教化的可能嗎？不判死刑，嚇阻力從哪裡來？
沈伯洋先承認，這種案子讓人憤怒是很正常的。但犯罪學看事情的角度，是這個處置對整個社會帶來什麼影響。
他提到的第一點，是死刑的嚇阻效果並不像大家想的那麼強。歐洲大多數國家沒有死刑，美國則是有些州有、有些州沒有，許多跨州比較的研究都找不到死刑明顯壓低殺人案的證據。原因在於，犯罪人在動手的那一瞬間，通常處在衝動或極端的情緒裡，根本不會去算之後會不會被判死。事後在法庭上比中指、說「殺幾個都一樣」，那是另一回事。死刑或許擋得住冷靜精算的人，但重大殺人案很少是這樣發生的。
他甚至提到，一些研究認為過於激烈、快速的處置，在社會心理層面反而可能強化「暴力學習」的效應。
執行太快，什麼都學不到
不管支持或反對死刑，大家最在意的其實是同一件事：以後不要再發生。沈伯洋認為應該順著這個共同點去想，死刑是不是達到這個目標最好的方法。
他舉鄭捷為例。鄭捷案從判決到執行都很快，快到社會還沒來得及了解這個人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。槍響之後，關於他的成長、精神狀態、哪些環節出了問題，再也沒有機會好好研究。對於預防下一個鄭捷，這是很大的損失。
誰比較容易被判死刑
沈伯洋接著談到一個比較少被討論的面向：量刑裡的偏見。
什麼樣的人容易被判死？往往是社會本來就帶著成見看待的邊緣族群。他舉了一個對比：跨國企業為了省成本，在開發中國家蓋安全條件很差的工廠，一場大火燒死上百人，這樣的決策者幾乎不可能被判死刑。衣冠楚楚的人站上法庭，大家比較容易覺得他「有教化可能」；底層、邊緣的被告，則容易被認為「無教化可能」。
種族也是一樣。他提到美國的模擬法庭實驗，讓兩組演員演出完全相同的案情與答辯，唯一差別是被告的膚色，結果黑人被告被判死的比例明顯高於白人被告（他在節目中說是三到四倍 [NEEDS VERIFICATION]）。生死的裁量，會受到我們自己都沒察覺的偏見影響。
被害人家屬需要的是什麼
邱明玉追問：如果不判死，怎麼對被害人家屬交代？
沈伯洋把正義分成兩種，一種是整個社會的正義，一種是被害人和家屬個人的正義。家屬痛恨加害人、希望他付出生命代價，這完全可以理解。但如果量刑完全由被害人的情緒決定，那幾乎每一案都可以判死，現代法治不是這樣運作的。
他提到國外的調查發現，有相當比例的被害人家屬，最後需要的不是死刑，而是 closure，也就是一個能讓傷口慢慢收合的交代。他以小燈泡的母親為例，她想知道的是加害人為什麼會變成這樣、社會安全網在哪裡漏掉了。如果這件事能推動制度改變，讓以後少幾個孩子受害，對家屬來說才是真正的安慰。
死刑是最便宜的政治工具
說到這裡，沈伯洋講了整場訪談裡最直白的一段話。對政府和政治人物來說，執行死刑是最便宜的做法。槍響了，社會的憤怒暫時平息，選票也有了。代價是，政府不會再花力氣去追究精神醫療和社會安全網的結構問題。
真實的憤怒，也會被拿來利用
節目後半，直播留言區湧進大量「殺人償命」的留言。邱明玉說這些情緒都是真的，沈伯洋同意，但接著問：如果有人刻意利用這種真實的情緒呢？
人是感性的動物，一看到殘忍的案情，怒氣馬上就上來。他提到台灣過去發生虐童案時，有網紅號召民眾去嫌犯家丟雞蛋、包圍警局，也有人把中國的打小孩舊影片當成台灣的事件來炒作。俄羅斯過去對美國也常做類似的測試，用極端的社會事件去探測群眾情緒的引爆點，等情緒衝到最高，再引導人走上街頭或做出更激烈的事。
疫情期間：中俄資訊戰罕見合流
邱明玉提到沈伯洋當時寫過一篇文章，叫〈口罩也防不住的疫情叫做資訊戰〉。
沈伯洋認為，台灣在疫情初期情緒相對穩定，一個重要原因是指揮中心每天開記者會，資訊公開、口徑一致，假訊息能鑽的縫就少了很多。
國際上的情況就不一樣了。他說，就在訪談前幾天，他們觀察到俄羅斯和中國的宣傳帳號開始在 Twitter 上互相轉推、彼此呼應。中俄過去在情報領域多半是競爭關係，這種協同相當少見。
他歸納了幾個主要的訊息方向。一是宣傳西方民主失靈，強調歐美疫情失控，對比中國體制的優越。二是病毒起源的陰謀論，先說是美軍帶進武漢，過幾天又改說源頭是義大利，哪裡疫情嚴重就往哪裡推。三是針對特定族群下手，例如利用美國自由派對川普的不滿，大量製造「川普無能、應該學中國」的論述，連一些美國媒體都跟著轉述。
為什麼光靠媒體識讀不夠
面對這樣的攻勢，很多人的直覺是加強媒體識讀，提升自己的「免疫力」。沈伯洋的看法是：只靠識讀和事後澄清，沒有用。
他舉了一個例子：網路上曾經流傳總統墮胎多次的不實訊息，點閱數非常高（他在節目中提到的數字是 350 萬次 [NEEDS VERIFICATION]）。總統府能開記者會說「我沒有墮胎」嗎？一澄清，等於幫對方再傳播一次。
人不是機器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和盲點，而高明的假訊息就是針對你的立場量身打造的。要求每個人都做到滴水不漏的識讀，等於要求大家變成沒有情緒的機器人。
兩個比較實際的解方
沈伯洋提出的方向有兩個。
第一個是從源頭下架。他和民間研究團隊持續蒐集證據，把有明顯協同行為的假帳號和內容農場回報給 Facebook、Twitter 等平台，讓平台依自己的規範處理。他提到當時每週都能促成數十個帳號或節點被下架。
第二個是用法律要求境外資金透明。受到中共、俄羅斯等境外政府資助的媒體或節目，必須清楚揭露資金來源，類似美國、澳洲的外國代理人相關法制。這個主張在他後來參與的沃草《資訊戰然後呢》系列裡有更完整的說明。
編按：台灣於 2019 年底已通過《反滲透法》，但以資訊揭露為核心的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，截至本文整理時的立法進度請以最新法規資料為準 [NEEDS VERIFICATION]。
整理後記
這場訪談的兩個題目，背後有一條共通的線。面對兇殘的案件，社會的憤怒會推著政府走向最快、最便宜的處理方式；面對疫情，恐懼和不滿會被境外的宣傳拿來放大。沈伯洋並沒有否定這些情緒，他提醒的是，在情緒之外，還有制度可以做得更好，而那些事情通常比較慢、比較麻煩，也比較少人願意去做。
參考資料
- POP Radio《POP搶先爆》。2020-04-02，邱明玉專訪沈伯洋。https://www.youtube.com/live/QvcqsKaIEiI